張作錦 March 29, 2016
 聯合報創辦人王惕吾先生於1996311日辭世到現在滿二十年了。
 
二十年來我常想寫篇文章紀念他,但是第一、我是聯合報記者,在約定俗成的社會觀念裡他是我的「老闆」,一名職員追懷老闆是否有阿諛之嫌?第二、王先生是位成功的報人,在電子媒體尚在萌芽,報紙仍居傳媒主流的年代,聯合報系在國內外、歐亞美三大洲擁有八家報紙。創業維艱,我要用多少篇幅才能寫他一生的功業?
 但時光荏苒,一晃二十年。筆者個人已早自聯合報退休,而世事多變應該及時還這樁心願了。我無力寫出王先生全面身影,但可嘗試描繪他側影的片段。
 
中國報紙發軔於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來華所辦的教會刊物。嗣後外侮日亟,知識分子或謀改革,或倡革命紛紛辦報以「鼓動風潮,造成時勢」。那些書生充滿了熱情與理想,沒有人想到以報紙牟利或沽名。於是「文人辦報」就成了中國報業的精神家園,以及報紙能否受社會尊重的衡量標準。
 
王惕吾先生畢業於陸軍軍官學校,多年疆場生涯後隨軍來台,壯歲改行進入媒體。某些社會人士和他若干同業,對他辦報的能力和信守不能說全無疑慮。但筆者近身觀察他四十年,覺得他雖是軍人出身但有文人情懷。與報業史上的先賢們比較並不遜色。
 
王先生辦報的最大人格資產是信仰文化,敬重文人。(上)
 
新聞界最熟知的一樁故事:19539月復旦大學新聞系出身的劉昌平先生接任聯合報總編輯才八個月,發現得了肺結核病。那個年代此病無藥可醫,且因其傳染性人多避之,王先生卻把劉先生接回自己家中休養。聯合報後來成長壯大,劉先生是協助王先生的重要推手。
 
王先生自知非報業科班出身,聯合報創辦初期他常到編輯部站在各版主編座椅後「見習」。那時主編們不乏年輕氣盛之人,王先生若有所請益討論常有人不耐煩,不假辭色。王先生從不多言總是默默地走開。這也許對他後來「尊重多元意見」的「新聞人」生涯有益,是很好的「入伍訓練」。
 
王先生對文士的尊重在報館外面尤然,並且把「文化人」和「文化」連在一起。他認為要推行文化建設、促進社會的現代化先要讓國民認識中國文化,而我們正缺乏一部中國文化的現代讀物。於是在1980年代邀請留美歷史學者劉岱先生回國擔任主編,延聘九十六位青年學者撰稿,出版了十三大本的《中國文化新論》。那些年輕學者後來都在各自的領域有重要成就,其中如杜正勝、邢義田、王明珂、石守謙等幾位還當選了中央研究院院士。
 
這套「前所未見」的書是由聯合報關係企業「聯經出版公司」印行。王先生於1974年成立聯經公司邀請學術界人士組織編輯委員會以提高出版品的內容。王先生承諾聯經不必以市場為導向只要有價值的書儘管出,若有虧損概由聯合報負責。曾擔任台大校長的虞兆中先生就曾擔任過聯經公司的董事長。
 
王惕吾先生與旅美余英時院士相識甚久,余院士客氣稱王先生「惕老」。王先生赴美,余院士回台都有過從。王先生謝世,余院士在追思文中特別提到兩件事:
 
第一:「大概是1990年(許)倬雲兄和我曾偶然在惕老面前提起,西方人對於中國文化的認識仍有深化的必要,在海外的華裔學人似乎應該辦一份英文的學術刊物以較為普及的方式傳播我們的觀點。這在我們不過是閒談,但惕老聽見了卻十分認真立刻要我們正式提出計畫,願意全力支持創辦這樣一份英文刊物。我們當時決定了兩項相關的計畫:一是召開一系列的學術會議、出版專題論文集;一是創辦一份上述的英文刊物。關於第一項我們後來開過兩次會議,主題是中國歷史上的知識分子,會議初稿的中文版已先由聯經出版公司印行。至於第二項我發現在美國辦一份高水平的學刊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實在太驚人,費用的浩繁尤超出我們的預想。我向惕老說明他毫不遲疑地要我們依決議而行。他說:『應該做的事我們便去做,不必顧慮其他。』他決心要以個人的力量作我們的後盾。但是後來我和倬雲仔細商量後覺得從我們的立場看,決不應該使惕老陷入這樣一個無底深淵。英文刊物之議終於胎死腹中。」
 
第二:大陸「八九民運」之後流亡美國的學人和學生眾多熱心人士捐款一百萬美金成立「普林斯頓中國學社」。余院士說:「但是普林斯頓所能收容的流亡人士畢竟有限,而繼續逃亡至美者又一天一天地增加,其中有不少大陸學術文化界的菁英都無所依止。惕老聽到了這種嚴重的情況後主動地要解囊相助。我記得惕老第一年便捐出了二十名研究獎金。得獎人都在美國各大學取得了訪問學人的身分,可以利用各校的圖書設備繼續他們的研究工作。第二年惕老又捐出了二十個研究名額,救助了另一批大陸學人。第三年還續捐了十個研究名額。所以惕老以一人之力所幫助的流亡學人,便等於普林斯頓大學的『中國學社』在三年間所做的全部努力。但惕老的慷慨仗義尚遠不止此。『中國學社』到了第三年普大的經費已不足支持。萬不得已我祇好再度厚顏向惕老求救。他一諾無辭以個人名義捐出了鉅款使學校得以度過難關。」
 
余英時院士還說:「我追述這一段往事旨在表出惕老『正其誼不計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真精神。這一精神源於儒家,兩千多年來中國文化的許多正面成就都以此為其最基本的動力之一。惕老深受儒家精神的陶冶認為是『義所當為』之事,無不勇往直前,從不計及個人的利害得失。而且就我個人的親身經驗來說他真正做到了助人而絕不著跡的境界。像上面所說的他的大手筆,他無論在當時或事後都沒有向人提過,外面也沒有人知道。」
王惕吾先生與許倬雲院士也有「故事」可述。許院士有一次從大陸講學回來王先生設宴洗塵。那時大陸尚未改革開放物質條件較差,許院士說大陸研究生無力出版論文王先生表示他可盡點力。許院士再一次回來,說大陸教授出版著作亦有困難王先生也願協助,請許院士規畫名額即可。
 
許院士是聯合報長期作者深受王先生敬重。王先生在報館頂樓有一小宴客廳要走一小段樓梯上去。許院士雖然身體不便但以他當時體力走這幾階樓梯不成問題。但王先生交代把餐桌抬下放在會客室以免許院士勞累。
 
王先生對學者的體貼尊重可述之事甚多。牟宗三先生自香港來遊台灣,王先生在台灣大學設一講座請他講學一年。一年後牟先生有意在校外自己講學,同時香港未來有「九七大限」他也不願再回香港,王先生以台幣兩千萬元設立基金供牟先生講學及生活之用。牟先生辭世後聯經公司以七百萬元經費出版《牟宗三先生全集》卅三大冊,讓後人能繼續研究牟先生的思想。
 
另一位著名學人錢穆先生生前與王先生也有來往。他們的情誼,邁越生死。自1994年開始聯經公司以四年時間,花費一千七百萬元出版五十四大冊的《錢賓四先生全集》。這位晚年目盲而又被迫遷出「素書樓」的大儒英靈有知,也許可感到安慰。(上)